在掌握了政治和军事优势的帝国主义面前，南洋的华人虽然掌握着一定财力，但是力量过于分散，且缺乏真正能够同欧洲工业资本家相竞争的产业力量，因此整个南洋的华人经济力量都在衰退当中。

    比如，在进入20世纪之后，为了打击南洋的华侨企业，西方银行不是拒绝向华侨企业提供贷款，就是在贷款时附加各种苛刻的条件。曾经一些霹雳州的华侨锡矿主向西方银行借贷遭到拒绝后，不得不向印度钱商借取高利贷，从而背上了沉重的利息，导致矿山难以同欧洲矿主进行竞争；又或者是为了获得贷款，不得不把矿山的股份低价出售给银行。

    在这种政治特权加金融大棒的打击下，东南亚地区的华侨企业不得不让出了许多传统行业的利益。虽然南洋华侨也试图组建自己的银行以对抗西方银行，不过对于现代银行业的缺乏了解，和缺乏一个强力后盾支持造成的谨小慎微心态，使得这些银行的股本都不大，难以同西方银行相抗衡。

    直到革命委员会向南洋地区发展，作为一个试图发展工业化的革命政权，自然不可能放弃对于南洋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控制。比如锡、麻、糖、大米等传统产业，或是橡胶、油棕、铁矿石、铝土等新兴产业，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工业化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原料。

    而欧洲大战的爆发，也使得欧洲列强对于东南亚的控制降低到了一个相当低的程度，革命委员会对于当地土著民族的革命宣传，也使得欧洲殖民政府对于境内的治安疲于奔命，从而不得不放松了对于华人的压制。

    正是乘着这个窗口期，革命委员会南方局初步完成了南洋华侨经济产业的整合。凭借着南洋实业银行雄厚的资本，对南洋华侨种植园和采矿业进行扶持，然后以相对稳定的价格收购这些种植园和矿山的产品，既解决了南洋华侨商人的资本不足和市场销售问题，也令革命委员会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相对廉价的原材料。

    比如革命委员会名下的造船厂向南洋华侨锡矿主出售挖泥船或机器，然后对方直接以锡作价偿还，双方都各取所需，却又减少了许多额外的费用，可谓是双赢了。不过从整个贸易过程来看，革命委员会的获利显然要比南洋的矿主或种植园主赚的更多。

    因此，放在吴川面前的这台原型柴油机，虽然技术上还远远没有达到他所想要的那个程度，不过就当前的技术水平和商业环境来说，这台机器无疑代表着一大堆黄金。

    吴川向鲁道夫 狄塞尔表示了满意，在何其谈论了好一会机器的研究方向后，吴川才依依不舍的离开了这间动力工厂。

    在返回的路上，吴川思考了许久，终于在下车之后对着张云荣说道：“帮我通知给中央政治局的各位委员们，我希望明天下午在我的办公楼内和他们聊一聊。告诉他们，这不是什么正式会议，仅仅是对党的未来前进方向的一次探讨…”2

    虽然吴川给出的指示是一次非正式的商谈，但是听到了这个会议的主题后，政治局的各位委员们却感到真正的紧张了起来。

    老实说，如果这个主题按在正式的政治局会议上，那么大家反而要轻松了许多，因为那意味着吴川至少已经有所决定，大家只需要举手服从就是了。而在这样的非正式会议上，则意味着大家都要表现出自己的政治主张，一旦表态错误可就麻烦了。6